瞭望｜实现“猪肉自由”，亟待解决哪些短板弱项？

◆ 生猪产业是我国畜牧乃至农业的支柱产业

◆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猪肉生产经历了从养肥猪为主的小农生产阶段到引进瘦肉型猪种与地方品种杂交提高瘦肉率的阶段，再到商业化瘦肉型猪品种持续选育与集约化生产阶段，产能大幅增加，生猪年出栏量从1950年的6000万头增长至目前的近7亿头，占到居民肉类消费的60%

◆ 培育高效种猪新品种的核心，是种猪饲料转化效率高，产肉多，繁殖率高

◆ 据测算，如果我国肉猪饲料转化率由2.8:1降低到2.6:1，养猪业将节约1300万吨以上的饲料量，大约相当于我国年粮食进口量的10%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印遇龙

“猪肉自由”背后的育种升级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扈永顺 实习生 吴倩

　　我国是世界上生猪生产与猪肉消费第一大国。生猪产业是我国畜牧乃至农业的支柱产业。

　　良种是保障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历经几十年发展，我国生猪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高，良种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夯实了生猪产业发展根基，保障了居民“肉篮子”供应。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印遇龙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畜牧健康养殖中心主任印遇龙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国生猪种业完成了从引进吸收、改良提升向创新追赶、自主选育的转变，具备了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应用研究到成果推广的创新能力。在育种技术方面，与国际水平基本并跑，部分领域国际领先，有了与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基础。种猪性能持续提升，目前自给率达到80%以上。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提出：到2035年，建成完善的商业化育种体系，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核心种源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要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着力解决生猪种业发展的哪些短板弱项？近日，印遇龙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详解如何打牢生猪种业根基。

立足国内确保“猪肉自由”

《瞭望》：我国百姓的“猪肉自由”是怎样实现的？

　　印遇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养肥猪为主的小农生产阶段。解放初期，以农户散养为主的养殖模式，所养猪种基本是没有经过选育的地方猪，瘦肉率低、肥肉多、生长慢。

　　第二阶段是引进瘦肉型猪种与地方品种杂交提高瘦肉率的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猪肉需求量加大，光靠养殖地方猪种不能满足猪肉供应。1979年前后，猪的经济杂交工作得到重视，生猪“四化”（即母猪地方良种化、公猪外来良种化、肥猪杂种一代化、配种人工授精化）和杂交繁育体系建立工作在部分地区铺开，培育了三江白猪、湖北白猪等新品种。与纯地方猪相比，显著提高了瘦肉率。

　　第三阶段是商业化瘦肉型猪品种持续选育与集约化生产阶段。随着人口增加和动物产品刚性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面临的饲料资源压力越来越大，猪肉生产模式转向国际通用的商业化瘦肉型猪品种杂交生产，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瘦肉型猪具有高效、节粮的特点，产肉效率高，目前占到了全国生猪养殖的90%以上。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我国猪肉产能大幅增加，生猪年出栏量从1950年的6000万头增长至目前的近7亿头，占到居民肉类消费的60%，为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 辽宁省开原市庆云堡镇后施家堡村立军生猪养殖厂养殖的生猪（2020年9月24日摄）杨青摄

《瞭望》：如何评价我国目前猪种产业发展情况？

　　印遇龙：我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猪种质资源，不仅有世界上主流商业化猪品种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种猪资源，更有大量独有的地方品种资源，种猪供给立足国内是有保障的。

　　一是建成了相对完善的育种体系。2009年启动实施第一轮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以来，遴选了89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和4家服务于核心场间遗传交流的种公猪站，覆盖全国24个省份；组建了15万头的核心群，累计收集品种登记数据近900万条、有效性能测定数据700万条。建立了以场内测定为主的生产性能测定体系，组建了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定期发布种猪遗传评估报告，指导企业科学选育。

　　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以地方遗传资源和引进品种为素材，培育了15个新品种、新品系及配套系。建立了基因组选择平台，建成了国家级保护猪品种DNA特征库。区域性联合育种实体企业相继成立，在开展实质性联合育种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些措施为我国生猪种业的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杜洛克猪、大白猪和长白猪重要经济性状遗传进展获得提升，基本形成了持续改良、稳步提升的良性循环。近十年来，全国年均进口种猪不到1万头，占核心育种群比例不到10%，少量进口主要用于补充资源、血统更新以提高性能。

国际生猪育种竞争的中国策略

《瞭望》：你认为我国生猪种业发展的短板有哪些？

　　印遇龙：在育种新技术应用和育种效率提升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提高种猪生产性能的国际竞争力。2009～2020年进行的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基本建立起了良种繁育体系，但育种基础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基因组选择、表型组智能测定等关键技术应用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疫病净化不到位等问题依然突出。

　　目前制约我国生猪品种改良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点：

　　一是育种主体不强，企业育种积极性不高。企业是育种的主体，一方面，我国一些育种企业长期以来有“重引种、轻选育”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国外种猪的扩繁企业；另一方面，我国种猪养殖企业多，小而散。高水平的商业育种企业少，研发和育种水平与国际一流水平差距大，育种新技术应用滞后。

　　二是我国地方猪品种资源特性缺乏系统研究。在我国生猪产业中，利用地方品种资源生产的商品肉猪所占比例不到10%，地方品种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近年开始重视地方猪资源的开发利用，但基础研究薄弱，种质特性缺乏系统研究，缺少持续性的育种工作，地方品种保护、选育与开发利用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缺乏影响面广的全国优质猪知名品牌。

　　三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尚不能满足现代生猪种业发展的需求。我国生猪种业发展尚未形成科研机构与企业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密切合作的种业科技创新体系，育种科技研发与商业化育种发展机制尚未健全；我国生猪育种科研单位和人员数量虽然众多，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多，高水平的原创研究成果少，追求发表论文的研究多，解决育种实际问题的研究少；生猪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尚未形成育种科技投资和创新主体。

　　建成完善的种猪商业化育种体系推动我国生猪种业发展，要加强主流商业化猪种的育种工作，瘦肉型品种生产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保障更高水平的良种供给。

《瞭望》：推动我国生猪种业发展，你建议怎样做？

　　印遇龙：国际生猪育种的竞争就是商业化瘦肉猪育种效率的竞赛。通过部署生猪种业自主创新重大科学工程，加强生猪种业基础研究和育种技术创新和应用，培育出生产性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瘦肉型种猪十分必要。

　　建议国家布局种业工程重大项目，开展种猪主要性状形成机制等基础研究，发掘优异基因资源；研制并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通量、低成本表型及基因型鉴定平台，创新并推广数字化育种、全基因组育种等关键育种技术体系；突破基因编辑、基因设计育种、干细胞育种等原创性技术，定向创制新的种质资源；打造现代生猪良种繁育模式，不断提高我国生猪种业自主育种能力，引领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再者，地方品种是研究猪表型性状遗传基础的重要资源，是开展新品种培育的重要基因宝库，要加强对地方猪种的开发和利用。总体目标是以地方猪遗传资源为素材，培育特色品种，充分满足多元化市场消费需求。有目标地针对一些地方猪种开展选育、杂交利用等研究工作，提高地方猪种的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益；将主流瘦肉型猪品种的培育与地方资源结合，培育优质抗逆猪新品种。

　　第三，建成完善的种猪商业化育种体系。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品种审定的要求，培育一个猪新品种需要纯种基础母猪1000头以上，这需要科研机构和企业深度合作，培育壮大育种主体。

　　建议完善种质创新与推广后补助政策，支持猪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借助行业政府部门的猪场数据管理系统，依托基因组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智能化测定等最新数字化技术，引导育种企业系统收集、利用扩繁群和商品群性能记录，加快建立不同层次的全产业链、大数据育种平台。

种养结合助力畜牧业碳达峰碳中和

《瞭望》：解决好生猪养殖、环境保护及粮食安全三者之间的矛盾，你有何建议？

　　印遇龙：生猪高效养殖和环境保护是当前生猪产业协调发展的总要求。解决好生猪养殖、环境保护及粮食安全三者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建议：

　　第一，培育高效种猪新品种。其核心是要求种猪饲料转化效率高，产肉多，繁殖率高。据测算，如果我国肉猪饲料转化率由2.8:1降低到2.6:1，养猪业将节约1300万吨以上的饲料量，大约相当于我国年粮食进口量的10%。

　　第二，加强饲料资源开发利用和营养精准供给技术攻关，提高饲料转化效率。建立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节省饲料粮食的用量，增加非常规饲料资源在生猪饲料中的利用量，缓解人畜争粮矛盾；开发益生菌、抗菌肽等新型绿色饲料添加剂，推广应用生猪全程无抗饲养技术方案，促进生猪肠道健康；研制生猪精准营养供给与饲喂技术，提高饲料转化效率；研发和集成应用基于营养干预的生猪养殖废弃物减排技术，从源头降低粪污和有害气体产生量。

　　第三，提升标准化规模猪场养殖水平。加强生猪智能养殖技术装备创新，大力推进生猪生产全程机械化、智能化发展。聚集农业、工业、信息化、环境保护等多学科技术优势资源，创新研发精准饲喂、环境调控、粪污处理一体化成套设施设备及技术；制定规模化养殖舒适环境、精细化饲喂、粪污处理等全过程的机械化技术规范体系；建立起集畜牧机械研发生产、推广应用、养殖模式改革和粪污资源化利用于一体的综合性试验示范基地及联盟，加强畜牧养殖全过程机械化技术培训、指导和服务，促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打造农机畜牧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

　　第四，强力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以资源化利用为重点，因地制宜采取就近就地还田、生产有机肥等粪污处理方式，加快引导和支持粪污资源化方式创新，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力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猪粪便处理，鼓励建设区域化商品有机肥生产厂，拓展粪污产业在机械施肥、效果检测等方面业务发展；结合粪污资源化整县推进和商品有机肥推广应用，建设一批适度规模养殖场种养示范工程，以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为目标，以粪污资源利用为核心，形成绿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

　　总体来讲，种养结合是助力畜牧业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键，粪污处理则是核心环节；养殖业降低料肉比是对减排最大的贡献。饲料源头减排技术、精准营养技术、养殖废弃物减排技术和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是畜牧业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策略。

刊于《瞭望》2022年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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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制 | 史湘洲

监　制 | 杨　越

编　辑 | 喻千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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